几乎每个中学政治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国家人口收入分布最理想状态是“橄榄形”，橄榄的两头是富人和穷人，中间大块区域则是中等收入的人群，稳定中间人群，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部分，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一主要部分关乎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
11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题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多，提升空间较大。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着力提高中等收入家庭人口比重。
不到20年增长超54倍
收入多少才算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变化而受到影响。就我国而言，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将这一群体定义为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的群体。而2020年的《社会蓝皮书：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定义则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
10月15日，党的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披露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到2020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的人口超过4亿人，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数据，在2002年仅为735.8万人，不到20年时间，中等收入人数增长了54倍多，说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速度非常快，趋势也非常好。
具体到在国内的分布，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秦少华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地理分布和消费结构研究》一文，作者使用人均gdp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地理分布，按照2015年人均gdp，以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最高，而湖北、陕西、宁夏等中部省份为中等，这也是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云南、甘肃等西部省份最低。东部和中部的地区发展靠前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的现状。
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数比重超30%，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认为，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哑铃形”结构。
“哑铃形、椭圆形是人们经常形容一个社会的收入群体形象的说法，但是，具体的形状还是由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现状所决定的。椭圆形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意指相对于收入大的群体、收入较小的群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是最大的，也就是说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小，这样社会就相对最理想。因此，就我国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越大越好，超过30%甚至更大一些就更好。”洪涛说道。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中等收入人群已占30%多还要继续扩大？洪涛分析表示，虽然已经是“哑铃形”结构，但相对而言，中等收入人群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仍然占比较大。
与欧美国家的数据相比，也可看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还有提升的空间。瑞信研究院报告显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基本形成了橄榄型分配结构，早在2015年，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体就已达到成年人口的66%，比利时和新加坡达6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英国也达到55%以上，爱尔兰、荷兰和新西兰达50%以上。
此外，国际上引用率较高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换算成月收入即300-3000美元，这个2005年的标准上限高于我国2019年的界定标准上限。
“这种‘哑铃形’状态，反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2021年乡村消费群体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不到6万亿元，而城市居民消费群体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8万多亿元，城乡消费比是6：1。”洪涛说道。
因此，洪涛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收入差距减少，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高，扩大这一群体可扩大消费，而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大；三是消费规模扩大后，也有利于扩大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同样指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的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分配结构，对保持社会稳定、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宁吉喆提出四方面举措
事实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层面一直在发力。
在此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在今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明确表示，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国家发改委将持续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制定。其中，将牵头研究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方案。“这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我们将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在城乡居民普遍增收的基础上，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他表示。
宁吉喆在此次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四类潜在人群提出了四方面举措：第一，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到学有专长、学有所用；第二，技术工人应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技术工人队伍；第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完善营商环境，促进稳定经营增收；第四,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同时，要合理提高基层公务员和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待遇。
洪涛进一步建议，还可在财税等政策上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一是通过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财产征收相应的所得税、财产税，探索遗产税；二是低收入群体实现转移支付，提高其收入并促进其消费；三是对中等收入群体减少相应的税收，提高其收入；四是鼓励社会捐赠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五是鼓励探索多种共同富裕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方式、新场景。”
而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的基础上，王鹏提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扩大。对此，他还建议，一方面，各地可参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发展路径，缩小区域差距；另一方面，各个区域应找准自身特色产业进行发展，不必“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几乎每个中学政治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国家人口收入分布最理想状态是“橄榄形”，橄榄的两头是富人和穷人，中间大块区域则是中等收入的人群，稳定中间人群，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部分，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一主要部分关乎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
11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题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多，提升空间较大。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着力提高中等收入家庭人口比重。
不到20年增长超54倍
收入多少才算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变化而受到影响。就我国而言，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将这一群体定义为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的群体。而2020年的《社会蓝皮书：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定义则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
10月15日，党的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披露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到2020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的人口超过4亿人，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数据，在2002年仅为735.8万人，不到20年时间，中等收入人数增长了54倍多，说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速度非常快，趋势也非常好。
具体到在国内的分布，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秦少华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地理分布和消费结构研究》一文，作者使用人均gdp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地理分布，按照2015年人均gdp，以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最高，而湖北、陕西、宁夏等中部省份为中等，这也是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云南、甘肃等西部省份最低。东部和中部的地区发展靠前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的现状。
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数比重超30%，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认为，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哑铃形”结构。
“哑铃形、椭圆形是人们经常形容一个社会的收入群体形象的说法，但是，具体的形状还是由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现状所决定的。椭圆形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意指相对于收入大的群体、收入较小的群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是最大的，也就是说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小，这样社会就相对最理想。因此，就我国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越大越好，超过30%甚至更大一些就更好。”洪涛说道。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中等收入人群已占30%多还要继续扩大？洪涛分析表示，虽然已经是“哑铃形”结构，但相对而言，中等收入人群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仍然占比较大。
与欧美国家的数据相比，也可看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还有提升的空间。瑞信研究院报告显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基本形成了橄榄型分配结构，早在2015年，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体就已达到成年人口的66%，比利时和新加坡达6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英国也达到55%以上，爱尔兰、荷兰和新西兰达50%以上。
此外，国际上引用率较高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换算成月收入即300-3000美元，这个2005年的标准上限高于我国2019年的界定标准上限。
“这种‘哑铃形’状态，反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2021年乡村消费群体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不到6万亿元，而城市居民消费群体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8万多亿元，城乡消费比是6：1。”洪涛说道。
因此，洪涛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收入差距减少，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高，扩大这一群体可扩大消费，而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大；三是消费规模扩大后，也有利于扩大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同样指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的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分配结构，对保持社会稳定、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宁吉喆提出四方面举措
事实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层面一直在发力。
在此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在今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明确表示，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国家发改委将持续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制定。其中，将牵头研究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方案。“这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我们将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在城乡居民普遍增收的基础上，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他表示。
宁吉喆在此次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四类潜在人群提出了四方面举措：第一，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到学有专长、学有所用；第二，技术工人应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技术工人队伍；第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完善营商环境，促进稳定经营增收；第四,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同时，要合理提高基层公务员和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待遇。
洪涛进一步建议，还可在财税等政策上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一是通过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财产征收相应的所得税、财产税，探索遗产税；二是低收入群体实现转移支付，提高其收入并促进其消费；三是对中等收入群体减少相应的税收，提高其收入；四是鼓励社会捐赠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五是鼓励探索多种共同富裕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方式、新场景。”
而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的基础上，王鹏提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扩大。对此，他还建议，一方面，各地可参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发展路径，缩小区域差距；另一方面，各个区域应找准自身特色产业进行发展，不必“一口吃成个大胖子”。